生均医疗费一年仅６０元全省重病学生年需１０００万
在阎如好院长的申请中，有该校材料学院（余家头校区）学生会副主席韩从强，去年１２月９日，他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L２型。
韩从强来自河南省民权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学费由河南省政府资助，父亲、哥哥常年在外打工，母亲一人在家种田维持家务，小妹初中尚未读完便辍学打工。
申请中还有资环学院的刘佳儒，他们的治疗费用预计都在３５万~４０万元。还有该校研究生王伟，而王伟是自费研究生，暂时无法申请校方的专项救助拨款。
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同学患病后，校方都曾组织过爱心募捐，但相对于数十万的巨额治疗费用，捐款显然是杯水车薪。
柳絮是华师大汉口分校２００３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去年７月２０日，她被武汉协和医院确诊为急性非霍杰金氏淋巴细胞白血病，将于本月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手术费、治疗费共需３０多万元。柳絮的父母均为普通工人，两人月收入总共仅千余元，为给她治病，家中已负债累累。学校虽已为其筹得１０万多元善款，仍有巨大缺口。
据一些高校医疗专家预计，高校每年出现需要１０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患病学生数约为在校生的万分之一左右，按我省高校在校生总数估计，每年重病学生约在１００人左右，所需费用约为１０００万元。而目前各高校每年每个学生平均医疗费拨付为６０元左右。
高校医疗体制自建国初至今无改变
在记者的调查中，几乎所有校方负责人都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惑：靠学校，钱太少；靠募捐，杯水车薪；靠商业保险，屡遭质疑；靠社保，又似乎太遥远。
武汉一所高校１年时间里出现１３位身患重病的大学生，医疗费用都达１０万元左右，而政府给学校的全部医疗拨款不到１００万元。绝大部分大学生只能享受低水平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高校的医疗保障体制自建国初期一直延续至今，大学生普通疾病治疗水平低，大重病和意外伤害无力保障。当前，武汉各高校沿用的仍是从１９５０年开始的公费医疗体制。部委所属院校，国家给每名学生每年拨款６０元作为医疗费用，拨给省属院校学生４０元。对于二级学院、扩招及高职高专的学生都没有国家拨款，不少学校参照国家标准自行负担。武汉理工大医院院长阎如好介绍，该校去年平均花费１２８元左右，缺口达一倍以上。
武汉理工大校医院曾于去年１０月提出过筹建“学生重大疾病救助基金会”的建议，认为经费可从几方面筹措：保险公司赔付给学生的医疗费冲抵个人支付部分后的剩余金额；保险公司返还学生购买健康平安保险的部分劳务费；社会团体、个人捐赠、学校师生团体个人捐助以及其他方面。
武科大校团委２００３年曾发出倡议：为重病学子建立“爱心基金”。某高校曾拟尝试每生入学初收取１００元费用作为互助基金，毕业时付还。该校有关负责人称，以在校２万学生计算，该基金的总额可达２００万元，足以支付学生的重病治疗费用。还有高校提出，将学生的保险费由校方收集起来管理，以每人１２０元计算，４万在校生可筹集费用近５００万元。
有关高校负责人表示，这些想法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首先是政策障碍，收取学生费用如无政策批准就是乱收费；推行医疗保障是国家的大政所在，没有人敢冒此风险。
专家：建立应急机制势在必行
武汉大学社会学家周运清教授分析，当高校学生数较少时，出现的意外事故不多，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应付自如。但随着大扩招的来临，面对校园意外安全事故，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没有统一、系统的应对和处理措施，管理部门正常的运作必然会被打破，校园安全法律法规滞后的弊端随之凸显。
武科大副校长马季骅曾就高校意外伤害进行过调研。据他介绍，国外高校对于意外事故有专门的处理机构和一套系统的安全预警和应急机制。这样一个预警和应急机制应该包括可操作性强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还包括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应急方案，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类校园安全事故。
武科大高教所研究员祁小梅也表示，建立有关校园安全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湖北大学校医院院长、中国高校医学保障研究会常务理事刘绪成指出，需要明确国家对大学生医疗保障的定位，针对新的形势进行调查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建立起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进行有效保障。此外，他认为，要提高现行国家拨款标准，应当加大到每生每年１００元左右较为适合。此外，还要将大学生纳入到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在管理上，也要政策上引导，理顺管理机制。
卫生部卫生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王保真教授也认为，对于大学生医疗保障应当是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首先考虑是将大学生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中，在制度设计上使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覆盖到大学生。其次是政府应当继续投入，使大学生能够享受价格较为低廉的医疗福利，改变投入标准。再次，建立起大学生医疗救助体制，将各种慈善、爱心捐款纳入其中，在为贫困学生提供教育救助的同时也提供医疗保障。最后，引导学生加强保险意识，根据情况自行购买商业保险进行补充。
